观察：重启人生，不想再“考公”的日本年轻人

“地方公务员的福利优厚、社会信誉高，优点很多，但铁饭碗没那么容易捧，尤其是窗口服务特别辛苦，每天疯狂挨骂。”33岁的麻美在日本一座小城市做公务员，忍不住抱怨在这个系统下哪怕买一支自动铅笔都要经过层层审批，花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日剧《重启人生》中女主角在市役所工作。视频片段截图

这是日剧《重启人生》中一个相似的情节，也是日本基层公务员的日常一面，引发了体制内人员的强烈共鸣。当剧中人物拥有多次“重生”机会而尝试不同职业后，最终还是选择做公务员，回归平凡。“工作的尽头是公务员吗”有观众如此调侃。

(资料图片)

在中国，“考公”仍是一个热门的选择，国考、省考连年扩招，报名人数不断增长。而与此同时，在日本考公的年轻人却变少了，尤其是国家公务员的吸引力正在下降。日本人事院5月中旬公布数据，2023年报考国家公务员一般岗位的应届毕业生人数创历年新低，较上一年减少6.3%。为了应对人才流失问题，人事院今年提出国家公务员一周三休的建议，已提交至国会讨论。

相比之下，日本地方公务员的招考情况略好一些，但总体趋势并不乐观。根据日本总务省的报告，从2011年至2021年，地方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是一条下滑曲线。不少市政府也意识到人力危机，名古屋市、静冈市今年已将当地的公务员考试时间提前，与上调薪资水平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争夺人才。

“如果重启人生，还会考公吗?”入职日本某省厅一年多的国家公务员中岛、在关西某政府机构做了12年地方公务员的加斗、去年从公务员队伍跳槽到高校的原翔都向澎湃新闻给出了相同的答案：“不会”。

不景气的避风港

2022年春天，新冠疫情还看不到尽头，日元贬值、通货膨胀、能源价格飙升等问题仍然令这个岛国不堪其扰，“不景气”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词。此时，原翔放弃了“铁饭碗”，从京都府某市的政府机构辞职，脱离了体制。

“15年前我和很多同学一样，把公务员当作经济不景气的职业避风港，选了一条最安全的路，但现在我改变了想法。”原翔大学毕业那年正值金融危机，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大企业纷纷缩减招聘名额，应届毕业生当中刮起了一股“考公热”，他也没多想，大四那年突击准备公务员考试3个月。

2008年，据原翔回忆，京都府长冈京政府机构公务员的报考人数大概有170人，最后仅录取了13个人，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地方政府机构的薪水比大企业低，但高于国家平均工资水平。原翔说，当时长辈们听到被地方政府机构录取的消息都说“不错不错”，但同龄人一般只会附和着说“这样啊”，“考上公务员不算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地方公务员刚入职一般都被分配在服务窗口，接收市民提交的结婚申请、住所变更登记、税务表格等，原翔感觉不需要任何脑力。他勤恳工作，第二年被调动到了公路拓展部门，主要负责与人交涉收购土地，以拓宽公路。“领导经常说，因为我们的工作，城市的地图正在发生变化。”原翔一开始感觉被激励，之后渐渐麻木。很多市民认为“靠税金养活的公务员应该无条件服务于民众”，于是遇到各种苛刻的要求，令他很心累。

日本地方的基层公务员基本每隔三四年会经历一次岗位调动，以防止腐败滋生。工作的第四年，原翔提交了岗位变动申请，要求调动到空置房屋对策部门。“少子化加剧，大都市圈以外地区的出生率都在下降，空置房屋增加，如何预防、管理和活用这些空间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应该是有意思的工作。”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开启了新的业务，花了大量精力驱车到偏僻地区查看空房，不同于他的想象，许多房子联系不到产权人，工作很难推进下去，原翔深感一事无成。

即使在日本中央省厅工作，中岛也有类似的感受，“我的工作好像没有让任何人受益”。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的中岛学习能力极强，业余自学1年通过了“中国语检定”准一级，自学3个月通过了平均合格率不足一成的国家综合职考试，入职省厅，在这里工作的公务员一般被视为未来中央政府官僚的候选。

中岛称自己性格内向，受访过程中眼神压得很低。 她的父亲经历了日本“就职冰河期”(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就业困难时期)，有过失业和再就业的痛苦挣扎。“我在大学期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有人说将导致又一个就职冰河期，这冲击了大家对未来的积极预期。”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19年至2022年，日本大学毕业生的就职率逐年下降，但是都在95%以上。据《商业内幕》日本版报道，与此同时，公务员报考人数越来越少。

日本考公在线培训机构“公务员right”的负责人三木拓也告诉澎湃新闻，从业界角度观察，前几年因为防疫工作需求，公务员的招考人数有所增加，而公务员岗位并未因此便更受欢迎。虽然公务员考试的难度下降了，但是普通大学生通常要准备一年的时间，国家公务员比地方公务员更难考，科目也更多。

像中岛这样自学3个月就考公上岸的并不多见，但她感觉省厅里的年轻才俊比比皆是，再优秀也得经受严格的职场考验。她曾听前辈说过，“在霞关(日本中央行政中枢所在地)工作的年轻人就像一块抹布”，什么都做，不值一提。“我有心理准备，想着即使再苦，坚持几年就能做出对社会有积极影响的工作，而现实更加残酷。”

“霞关的一块抹布”

夏天还略好一些，如果是冬日里，中岛出门上班的时候天还没亮透，7点半左右就抵达办公室。“早上必须提前一个小时上班，午休时间不能离开办公桌，周六周日也要及时回复邮件……”上班的第一个月，中岛发现有很多针对职场新人的“隐形约束”，让她感觉无时无刻不在工作。

从去年春天入职到现在，中岛依旧没有适应快节奏的工作，只要手机屏幕亮起，她的心就像被提了起来，既害怕是工作邮件，不想打开看，又担心没有及时处理工作而挨批，所以会第一时间打开查看。最初的三个月，因为对工作流程还不熟悉，她每晚都加班到临近半夜回家，在便利店买个便当带回家迅速吃完，躺下就睡，不到4个小时后又要准备去上班了。

“办公室的空气很稀薄。”中岛说，这是她工作的最大感受，和上司之间，除了简单的工作汇报，几乎没有任何沟通。因为大家都很忙碌，也没有时间和同期入职的员工闲聊和互相了解，只会礼貌性寒暄几句。

中岛借用前辈所说的“霞关的抹布”继续打比方，“其他职场已经在用吸尘器进行清理工作，我们还在用抹布，把角角落落打扫干净之后向上司汇报，上司会问‘天花板擦了吗?’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抹布擦天花板，但是我们也不敢提问，只能用尽全力去擦。然而，更高层级的人看到之后问：‘你为什么要打扫天花板。’于是我们只能立即停下来道歉。”

虽然不是真实发生过，但中岛字里行间都传达出其上班时的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她常常被告知“自己思考”，但其实并不是思考正确答案，而是思考一个上司会说“好”的答案。

2001年日本内阁官房行政改革推进事务所开展了针对各省厅青年职员的访谈，并于当年2月发布结果，在现状部分概括了两条：“闭塞感”和“规划和实施政策的僵化”，前者主要的意见反馈是“忙到抽不出时间和精力，认为自己的工作对国家无用，与最初的愿望不符，政策有时因政治主导而被扭曲，因此感到空虚。”即使过去了20多年，中岛认为很多事情都没有太大的改观，周而复始，负面情绪积压得越来越多。

今年3月下旬，霞关的樱花已经开了，中岛没有赏花的心情，早晨起床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于是鼓起勇气向上司请假一天，并说明自己身心状态很差。令她意外的是，请假被很快批准了，她连着周末休了3天假，除了简单回复几封邮件外没有做任何工作，整个人的状态恢复了，也想通了一些事。“可能是对工作的期待过高，放平心态可以让自己更舒服，有问题要勇敢问出来，否则效率降低，事倍功半。”

作为地方公务员，原翔每天下午5:30准时下班，一个月的加班时间总计不到10小时，但也不是所有日本地方公务员都这样，工作量多少也取决于城市和部门的不同。但是他说，国家公务员比地方公务员更辛苦，虽然薪水略高一些，除非成为高级官僚，社会地位并没有显著差别，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

中岛寄希望于有一天能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对政策制定发挥一些作用。“在众多选择中成为了一名国家公务员，克服了很多困难，如果只是因为负面情绪，一无所获就选择放弃，那就白白浪费了机会。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或许会更多考虑职场环境。”她最近在看一些心理学的书，试图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来适应霞关。

“加班多”是日本国家公务员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据日本国家人事院的数据，2021财年，9.1%国家公务员的加班时间超过上限(每月少于100小时或每年少于720小时)。人事院专家研究会于今年3月向国会提交报告，建议施行灵活的工作制度，允许员工每周选择3天休息，从下班到上班原则上有至少11小时的工作间隔，以吸引多元化劳动力。

“如果不改变工作的本质，比如工作的总量和内容，最终只是将更多工作带回家做。”日本学习院大学社会保障学教授铃木亘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说道。

“与其改变系统，不如改变自己”

同一地方政府机构轮换了三个不同岗位之后，原翔觉得工作无趣，转而想享受田园生活，在成为公务员的第十年申请调职到另一个位于乡村的政府机构，自然风光优美，人口稀少。然而，事与愿违，“同一批5人入职，连我在内的4人都辞职了，主要原因在于领导的苛刻。”

原翔去到乡村后，每天的工作会议不减反增，甚至有时还要加班。“上司总是说人手不足，但说实话，比如人员增加后，领导会觉得这也想做，那也想做，原先一人可以决策的事情，需要征求更多人的意见……过去公务员是很闲的职业，但是现在不一样，无效会议太多。不知道做这份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许多人做公务员只为求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原翔认为这是问题所在，正确的逻辑应该是：“这是只有做公务员才能达成的事情”，比如为了搞活家乡经济，我想要成为公务员。“重要的是to do，而不是to be。”

原翔动了辞职念头之后便开始物色其他工作，去年末，他跳槽到私立大学做行政工作。“最大的变化是工作效率大大提升，电子化办公使工作更加便利。”他说，原先在地方政府机构，几乎都是纸质办公，电子化根本推不动。一方面是电子化改革需要的预算很多，另一方面还会有安全顾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很难接受，体制内的任何改革都没那么容易。

同在日本关西地区某政府机构的加斗也有类似的感受，“与其改变系统，不如改变自己。”他在大学没毕业时就通过了地方公务员考试(编注：日本部分地区的地方公务员考试对学历的要求为高中毕业及以上)，放弃了学业。“我当时很傻，认为考大学也是为了就业，既然考上公务员，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学下去。”但是，他进入地方政府机构之后才意识到，学历使其薪资水平低人一等，而且晋升渠道也相当局限。

当被问及选择加入公务员队伍的原因时，加斗回答：“有服务精神和责任感，有强烈的愿望回馈家乡，这是我刚工作时的初心。”然后他自嘲式地笑了两声，“现在个人想法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公务员，只要考得上。”

加斗入职地方政府机构之后努力工作，从文体部到税务部再到商工部，一次又一次被调动到业务量更大的部门。4年前他结婚了，仍然每天加班。“妻子担心我会过劳死。而我习惯了连轴转工作，一直觉得很正常，在有了家庭后我也认为不应该再继续这样，开始思考，如何做一个既能完成工作又能合理摸鱼的高效打工人。”

“地方政府机构行政职员的工作就是上级指令的执行者。”加斗看清了事实，真正做决策的是政治家，喊着“满足公民期待”的口号是不切实际的。他还发现了一些所谓的改革新规实际上对职员并无利好，比如每周三是“无加班日”，但实际上是“无加班费日”，所以他绝不会在这一天加班。

凭借超过10年的工作经验，加斗总结出一套说服自己的道理，“快速完成工作的诀窍是不要质疑自己和为什么要这么做，专心完成眼前的任务，考虑越多工作得越慢。遇到问题就查看条例，如果没有先例就直接交给上司，请求上级指示，不要一个人做无用功。”

长期保持高效工作方式，提前完成份内工作，加斗每天的心情都很愉悦，从2021年开始向上司申请额外的带薪休假后，现在一年可以休假20天左右，他将此称为“合理偷懒”，将更多时间投入家庭，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他坦言，现在经济不景气，公务员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婚恋市场，公务员被视为可靠的结婚对象;在买房贷款时，公务员的申请可以获得快速通过。

“如果重启人生，我会读完大学，尝试其他的职业可能。”加斗说，对于现在的高中生而言，他们拥有的职业选择更加多样化，对职业的要求和观点也不同于上一代人。

高中生的理想职业

去年12月，日本社交平台Line对全国高中生用户进行民调，针对最想从事的职业，“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是占比最高的回答，其次是教师和工程师。关于想要成为公务员的理由多种多样，比如“想要帮助别人”，“想推动日本进步”，“收入稳定”等。不过，调查分析认为，新冠疫情影响了一些青少年的选择，疫情过后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新潟县传统文化与福祉环境职业学校今年面向高中毕业生新设了公务员班，校方告诉澎湃新闻，今年新设的不仅有公务员班，还包括社区规划、观光等几个专业，主要是听取了当地高中的建议，他们反馈学生们在志愿中有上述需求，职业学校可以通过这些更加对口的专业，帮助高中生毕业后快速就业，没有选择接受大学教育的高中生主要是寻求在当地就业。

目前，日本有不少职业培训学校设有面向高中生的公务员培训班，包括日经商务职业学校，其宣传部门负责人岛尻对澎湃新闻表示，少子化趋势加剧，相比10年前学校整体的招生人数减少，公务员班也包括在内，相比其他专业并没有特别受欢迎。随着大学的录取率提高，更多人考取大学，职业的选择范围变广，但是公务员的最大魅力是稳定。

三木拓也接触了很多考公的年轻人，以他的观察来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很重视拥有个人时间，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比自己想要做什么以及薪资更重要。在他们看来，公务员是一份可以确保下班后的时间和周六日双休的工作，如果加班侵占了个人时间，这份工作的吸引力将大大降低。如果有明确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大企业，更具挑战性。

“日本的经济形势不那么景气，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公务员的招录量将大大减少。而少子化问题也愈发突出，年轻劳动力越来越稀缺，很难说还会有多少人热衷考公。”三木拓也说道。

随着出生率走低，人口减少，日本大学的入学率呈上升趋势。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2022年大学升学率比上一年增加1.7个百分点，达到56.6%。多家日媒称日本正在向“大学全入时代”迈进。

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赤川学对澎湃新闻表示，少子化使日本人力资源短缺问题严重，但同时也有好的一面，大学生就业率很高。所以说现在的劳动市场状况是，年轻人反选雇佣方，越来越多人会提出自己的要求，比如不接受工作地点调动、需要考察工作环境、抵制职场霸凌等。

日本从战后至1980年代中后期实现了高度经济发展，社会阶级固化，当代日本年轻人的发展机会和阶层跨越机会已经不及上一代人。再加之泡沫经济破灭后，社会高度内卷化，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些年轻人逐渐陷入“低欲望”，安稳的工作和体面的收入是他们的目标。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化，一部分年轻人不愿被规制束缚，希望在工作中将自我价值最大化。

原《朝日新闻》编辑委员稻垣惠美子在《五十岁，我辞职了》一书中说，50岁从大企业辞职后，最想做的是工作。她将工作重新定义：“既不是进入公司，也不是赚钱，而是带给人们喜悦和帮助。也就是说，为了别人做些什么事。它和玩耍不同，要带给人们喜悦必须不能有丝毫马虎。所以工作才有意思。”

公务员岗位冷热，折射的是日本社会的变迁和不同世代青年择业观的变化，而人生无法重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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